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律文件属于政策文件的一种。
[15]参见[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建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以下。胡建淼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限权性，而非授益或是对权利的剥夺。
对于行政调查与即时强制的关系，该书认为，在实定法的事例中，大多数仅通过罚则来间接确保行政调查活动的实效性，而不是采取行使实力的方式，故而，将质问检查等行政活动同法律分别承认的行政上即时强制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对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与对财物的暂时性控制两类，但《行政强制法》在之后的第9条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并没有沿用定义的分类，而是列举了五种类型。但好在这两种源流尚可区分，在现今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理解上仍有可用之处，按照法律效果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程序性与即时性行政强制措施两种，正是行政强制措施谱系的创造性转换和延续。行政强制措施处于行政强制概念之下，成为一种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行为方式。历史与现实、法律与对法律的认识，就这样恰似影武者与本尊一般反转交织在一起。
当然，这一规定仍然保留在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9条）。[24]该书只是在讲行政强制执行时顺带比较了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异同，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界定实际上就是行政强制所采取的措施之意，这还是在手段意义上来理解行政强制措施。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的一种法，有其独特的表达形式和实施方式。
在解放区法律工作方面的成就也不显著。第四，法来源于社会实践，其权威地位有赖于党和人民的认可与遵从。干部、工人违反纪律的，应由行政处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三个基本标志：一是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
在创造法律的过程中，参与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X在C中算作Y的过程。这一讲话列举了国家法律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三类规范体系，可见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法律多元主义在全面依法治国时代仍然存在。
国内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法律思想的系统著作，直到1948年才正式完成。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法规是高级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类似于礼与法的关系。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相关的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法的名称这时才成为政权机关意志的表达形式之一。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党的二大的政策主张，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
制度和体系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法，也包括法从产生到实施的各个环节。该意见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方案，极大地推动了建党百年之际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
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党内法规的性质是政党规范。一、法的认识论 在法律思想史上，对于法律这一现象的认识，主要有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流派。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法律视为政策文件之一。如今党的建设事务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下决心树立法的权威地位，将党的政策尽可能地转化为法律。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的运行环节分别注入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的科学性、严肃性、公正性、普遍性得到充分彰显。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范畴，并且专门规定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容，指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法来源于社会实践，其权威地位由党代表人民赋予。（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认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把立法机关出台的决议决定办法等文件也作为法予以统计。
部分党内法规之所以不对社会公开，是因为公开可能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安全，这个道理与部分军事法规不对社会公开一样。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律文件属于政策文件的一种。
创造实践可以是立法实践，但不拘泥于立法，习惯法的形成也是一种创造实践。对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的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当代的非法律实证主义没有明确反对。
三、党内法规是中国的一种法 （一）中国共产党法认识论的主要论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归纳为四个主要论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第5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运行和执政最初依赖政策文件，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从政策文件中分化而出，分别调整不同的事务，各自在相关调整领域具有权威性，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两者都是中国的法。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治理体系当中，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调整规范，每一种法的调整事项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的事务需要规范性调整，党内法规是党务领域最权威的规范形式，其作为法的地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肯定，因而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法。
作为当代影响最大的法学思想，法律实证主义对法的认识建立在三个基础性命题之上：社会命题（又称社会事实命题或社会渊源命题）、惯习命题和分离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法体系，是基于立法环节提出来的。
所以，判断某一类社会现象是否为中国的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认识。对于法律多元主义理论，什么是法律多元主义？为什么要基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阐明党内法规的性质？相关研究多未涉及这些基础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政策取代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名称为法的文件，与纲领、章程、决议、决定、指示等文件的表达形式、体例格式、内容、文风差别不大甚至没有区别。
非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学者阿列克西从正确性论证、原则论证与不正义论证三个方面来证成联结命题。之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例如《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等，都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部署、同步推进。这三者共同调整党务事项，前两者是成文规范，传统惯例是不成文规范。这种认识一直存在，例如，早在197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就指出： 我们国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正在抓紧立法工作，各种法律会逐步完备起来。
关于党内法规是政党规范的观点，其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所谓的政党规范又是什么？是法律还是社会规范？迄今相关论述仍不够深入。一是法的功能，认为法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联，是保障民主的必要方式。
在此之后，党内法规从党的文件中经历了三次分离，最终于2012年随着《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的发布，党的文件分化为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文件三个类别。即使是创造出来的法律，经历一段时间后也可能会改变，至于变成什么则没有定论。
例如，国际法作为历史悠久、现实存在的一类法律，总是容易被误解为不是法。这些争议表明，迄今关于党内法规性质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